刚刚骂完张一山的《鹿鼎记》，我们也不想那么快就开骂下一部翻拍剧啊。
但是，就，实在忍不住。
因为《半生缘》，也……翻车了。
改名《情深缘起》，删减十几集，原计划去年5月在北京卫视上星，却临时撤档，一年后以网剧形式播出……
说句公道话，比起对张一山版韦小宝的期待，《半生缘》这一通操作早已已经把大家的心理预期降到最低了。
结果，播出后，还是难逃被吐槽的命运。
第一波火力，给的就是不靠谱的选角——
55岁的刘嘉玲演30岁不到的顾曼璐
37岁的蒋欣演20多岁的顾曼桢
38岁的郑元畅演沈世钧，46岁的郭晓冬演祝鸿才……
整场看下来，像是《半生缘之情约夕阳红》，年纪上最接近原著角色的可能是祝鸿才。
更可怕的是，演员都是演技派的好演员，可气质完全不对路。
刘嘉玲这几年气场越来越强大，演一个为了抓紧男人不惜牺牲妹妹的舞女，完全没有说服力。
看她的表情，感觉为了得到祝鸿才不惜打下上海滩的可能性更大。她不会含恨而终；她只会让所有得罪她的人含恨而终。
蒋欣，其他不说，单看她的扮相，要怎么说服我这是一个柔弱高挑清冷的民国文艺女青年？她看上去比祝鸿才都要壮啊。
至于郑元畅——
你知道当年《半生缘》翻拍过电影和电视两个版本，普遍认为黎明演的电影版要比谭耀文版的电视版更好，因为有种钝钝的富家子的憨厚——没错，我们现在已经被各种霸道总裁的风流倜傥洗脑了，可实际上真正“富过三代”的孩子，不会有察言观色的机灵相：他们压根也不需要。
这很尴尬了。
虽然一直以来，正确的观点是：不要以貌取人；应该给中年女演员更多机会；不要外貌羞辱，不要身体羞辱……
可因为这部剧，全都被打脸了。
这到底，是谁的错？
首先，这就牵涉到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对一个特定的角色来说，演员的气质形象和演技，到底哪个更重要。
我们当然知道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但是按照如今娱乐圈的现状，二者能有一个就不错了。这该怎么选？
尴尬的是，虽然我们理智上都知道演技派戏骨才是正确答案，但现实中，还是会对着形象气质契合的鲜肉小花们嗷嗷叫。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的花样男子f4，摸着良心说，《流星花园》里的他们，有一点点被称之为演技的东西吗？
但是柴智屏找的四个帅哥只要站在那里，就是漫撕男本男了，演成啥样也不耽误全亚洲的女孩想跟他们一起去看流星雨啊。
如果换成四个形象虽然不符但是演技炉火纯青的老戏骨呢？脑海里想一下是不是都觉得特别可怕？
没错，周迅因为《如懿传》的少女戏，挨的骂言犹在耳呢。
《如懿传》进入中后期，周迅的脸和角色就很吻合了。
其次，为什么会出现演员不适配角色的现象？
说到底，还是可供挑选的余地太少啊。
演员可挑选的合适剧本太少；剧组可挑选的合适演员太少；这才是造成《半生缘黄昏恋》的真正原因。
一个行业的繁荣，永远需要良性循环才能实现。
最后，是一个迷思：为什么总有好演员不信邪，要挑战自己不适合的角色呢？
说回到《半生缘》本身。
这的确是一个好故事，当年张爱玲写它用了18年，原版故事叫《十八春》，讲述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到新中国成立这18年间沈世钧和顾曼桢的悲欢故事，结尾时男女主人公都投身新时期的东北建设，稍稍带一点亮色——
但是到1967年，张爱玲把它改成了如今的《半生缘》，淡化了其中的政治色彩，并且结局在曼桢和世钧、翠芝和叔惠两对恋人相遇后便戛然而止。
这才是真正的张爱玲：年少成名，骨子里带着对人生的悲观和戏谑。她永远不关心政治——在她的故事里，国家民族的宏大叙述永远只是为了感情故事服务。
《倾城之恋》里，为了成全范柳原和白流苏，陷落了一座香港城。她也不相信圆满的爱情，《半生缘》最后，曼桢和世钧相见，却只有一句“世钧，我们是回不去了”，更显苍凉。
这样的爱情观，对现在已经习惯看黑白分明，打脸升级型爽文的观众来说，会有认同感吗？
但对张爱玲来说，这才是她所经历的生活啊。
我们知道，张爱玲，是出生没落贵族家庭的千金小姐。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
父亲张廷重（张志沂）是大家族的少爷，母亲黄逸梵（黄素琼）是新式女性。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黄逸梵的照片，因为有钱有闲，是那个年代少见的独立女性。
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遗少，不事生产，除了在书房中消磨时光，剩下的爱好就是抽大烟和养姨太太。
黄逸梵看不上这样的丈夫，生下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后，转身就去了欧洲留学。
她裹过小脚，出国后就放了脚，穿比基尼晒日光浴，上瑞士滑雪；回国后也不回家，在租界住了栋洋房，跟张爱玲的姑姑住在一起。
这才是真正的“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然而对女儿张爱玲来说，这样的母亲，只能是一个美丽符号——在黄逸梵出国的日子，张爱玲和弟弟被留在国内，几乎无人关心。
等黄逸梵跟张爱玲的父亲离了婚，父亲娶了后母——这两个孩子开始缺衣少食，并且时时开始因为继母的挑拨，被父亲打到几乎死去。
在一次被父亲毒打后，张爱玲得了肺炎，几乎死去。一位心疼她的老妈子给黄逸梵报信，黄逸梵把她接去照料，这才得以活命——但之后，黄逸梵又对她说：“我懊恼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着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
这句话，张爱玲念念不忘，其后写在自己的散文中，可见受伤之深。
作为新女性的黄逸梵光芒四射，但作为母亲的她，并不负责，她明确告诉张爱玲，自己打算在她身上花多少钱，让她自己选，是打扮起来社交还是用这些钱来上学。张爱玲选了上学。
后来张爱玲的弟弟不堪虐待，来投奔母亲，黄逸梵告诉自己的儿子：我的钱不够养两个人，你还是回去吧。
——真的不够吗？张爱玲在香港大学上学的时候，门门功课第一，拼命拿奖学金，为省钱只穿蓝布大褂；
而黄逸梵一直住在浅水湾酒店，不跟女儿接触，也不肯把钱给女儿和儿子。她永远最爱自己。
张爱玲成名后有钱了，第一件事就是还给黄逸梵两根金条。
有一说一，这才是传统贵族家庭中母亲的常态——婚姻和生儿育女只是出于对家族的责任。孩子出生后就交给下人照顾，所谓母爱，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张爱玲，耳濡目染的，全是凉薄的生活。
她的弟弟张子静曾经撰文：
“1941年11月，我姊姊在《杂志》月刊发表这篇（金锁记）近四万字的小说。当时她二十四岁，我二十三岁。我一看就知道，《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因为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姊姊和我就已经走进《金锁记》里的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安’、‘长白’打过照面。”
也因此，当张爱玲成名后，也为家族所不齿，亲戚觉得她“家丑外扬”，让外人看了笑话。
这才是真正的张爱玲，一生孤独，灵魂中烙着灰色的苍凉印记。对爱情和人性，她看得悲透通透，但又奇迹般有一丝信任。
这样的她，所写出的《半生缘》，一部《情深缘起》，能讲清楚吗？或者说，如今的娱乐圈还有能力、有耐心，真正展现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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