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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soulke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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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说，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是想替我的兄弟们要一张证书。
证明他们在武汉封城疫情最惨烈的时候，是一名服务武汉市民的志愿者。
2020年11月12日下午5点，大象和纪录片《在武汉》的总导演张悦（非虚构影像机构Figure的创始人）在武汉理工大学见面。
《在武汉》是疫情爆发后第一个进驻武汉的纪录片摄制组，也是大象第一个接受的采访——那还是在2月3日，戴着口罩的大象在片子中根本看不清模样——这部片子里面的绝大多数人和他一样，都裹在厚厚的防护服里，面目不清，性别难辨，一起被紧紧包裹进去的，还有整座城市对新冠病毒难以名状的恐惧。
志愿者大象大象走路很有劲，腰背挺直，下颌微扬，步伐迈得很大，且力度十足，每一步踏出去仿佛Duang Duang有声，如果不是眼周细纹展示出来的疲惫，别人甚至难以猜测他的真实年龄。
大象真名王海涛，做过16年的职业商业探险工作，徒步四五十公里对他来说稀松平常，应急救援模拟演练队友受伤的状况，可以砍一根藤子做成担架，持续上坡五公里。长年的专业训练在他身上打造出紧实的肌肉，和干练、健谈的性格。
2008年汶川地震过后第十天，大象就去绵竹的土门镇参加地震救援。2020年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宣布封城，第二天，听做工程的朋友说，建设中的火神山医院缺口罩，大象就自费买了2000个口罩开车送过去。从此开始了他的“志愿者”工作。一开始，他只是想尽自己的力帮助下班困难的医生，他在一个医护人员的群里面写道：
“我这里志愿者两名，吉普车一辆，可以运送医护人员上班下班，运送以及搬运医疗救护物资，（后排可以坐三名医护人员，座位倒下可以有两平方米的空间），不计报酬，不论生死。”
就这样，大象和他后来组织的“大象救援队”一直坚持到4月8日，武汉宣布解封。
大象救援队的志愿者承诺书“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从此之后，一半时间在救人，一半时间在哭。”
Figure团队早在策划的时候，张悦就已经想得很明白，“希望呈现出来，在面对巨大灾难的时候，没有任何关系的民间力量维持了脆弱的生命线。”拍到大象的时候，知道他是民间自发的志愿者，也就是没有登记注册，没有经过官方报名，也不拿工资补贴的那种志愿者——实际上，出现在纪录片《在武汉》中的志愿者，包括武汉送药人吴悠，因为助人被感染的牛志澜都是如此。
据《湖北日报》不完全统计，武汉市当时有几十个车队，至少上千名志愿者在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城市。
如今，这座城市日子鲜活如旧，志愿者们也回到自己各自的生活中。只有大象还在继续跋涉——他像秋菊和谷子地一样四处恳求，希望能给那些没名没分的兄弟伙，要一个被承认的“志愿者”身份。
民间志愿者大象，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某个部门能够给他拼命过的兄弟一个承认，他知道的有三个（非官方的）志愿者都牺牲了
大象他们唯一得到的承认就是来自于民间，武汉理工大学以纪录片里面的他为原型设计的小雕像，以及纪念章22020年1月15日，熊文杰去武汉协和医院开药，打算和熟悉的医生朋友打个招呼，走进急诊科发现一个都认不出来：急诊改成了发热门诊，医生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朋友说不能在医院和她见面，除非是江边的开阔地带。这位原本新闻感觉敏锐的前媒体人不以为意，还把朋友称为“胆小鬼”。
一周之后（1月23日），武汉下达了封城的命令，没有人知道这对武汉人意味着什么。在此之前，虽然大家对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例有所耳闻，却“舞照跳、歌照唱”。律师斯伟江当天发了条朋友圈，他决心带着三个孩子安心呆在武汉，选择跟这座城共进退——这里面，或多或少都让人读到了些“悲壮”的意味。
此后长达半个月的时间里，随着每天攀升的病例，这座城市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平时喧闹的武汉三镇鸦雀无声，人类仿佛被一夜间铲走，白晃晃的大马路上空空荡荡，大象开着车在路上，目光所及最多的“活物”是密集出现的殡仪车。
“武汉市殡仪馆的车平常兴许能看到，但是你说什么硚口区殡仪馆、汉阳区殡仪馆、武昌区殡仪馆，平常都看不到，现在就别的车一下没了，感觉就只剩它了……”
这还是那个生活了50年的城市吗？病毒传染的速度和烈度让大象不寒而栗：“一开始说的是老年人，后来说的是身体不好的，再后来连院士都……感觉整个城市都是真空，这是一场人和病毒之间的战争。”
1月22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的前一天，武汉第20中学的高中教师，26岁的吴悠赶去药店买了口罩药品，送去爷爷奶奶家。口罩买多了，除了爷爷家存下了些还有剩余，他打算把口罩分给其他人。
1月25日，吴悠发了一条免费送口罩的微博就去吃饭了，半个小时之后回来看，留言加点赞就已经过万，还有无数的私信，都是在请求他帮忙送药。
吴悠发布帮忙送口罩送药的微博
“当时还没有到正月十五，周边的厂还没复工，酒精、药物、口罩极度匮乏。当时就感觉大家都很艰难。这种艰难其实不是一个人的，是一个家庭的。因为很多都是一个人中招全家人都可能陆续感染。大家又不敢出去，怕传染给别人，很无助。当时打电话打社区，并不是说不愿意帮，是真的没人手，而且也没东西，以至于都求助到我这个陌生人这里来了……”
吴悠开始发动他的那辆电动车，街道太安静了，车子发出有些委屈沉闷的吭吭声，他自此开始了他的送药生涯。每天从早上十点，直到夜里十一二点，奔波于武汉三镇，除了垫付上万元的药费，还有持续不断的质疑和误解。
《在武汉》中记录下来一个场景：某社区的一位居民过来领物资未果，因为物资有限人数太多，吴悠的那些物资都是分发给提前在网上预约过的，那位居民勃然大怒，对着镜头说：
“他（吴悠）就是在作秀，骗子！”
这样的质疑每两天就会有一次，即使吴悠早早地就把自己的所有身份证信息、家庭住址在网上全部公开。在送药的几个月里，吴悠表现出来的包容、平和使许多受惠的人以为，他有一定的岁数，都叫他“老吴”。但那一刻镜头下的“老吴”声音也有些许颤抖，声调略微提高：“那我不发了，所有的物资都不发了，可以吧？”
“老吴”当然食言了，毕竟运送物资救人更要紧。他的置顶微博说是帮忙送药，但不是免费。有人上来就骂他是药店人员趁疫情发财，有人把他举报给有关部门，派出所把他叫去问话五个小时。走出来的时候，吴悠的手机上有几十个未接电话，全是父亲打来的——吴悠的奶奶那一天脑溢血复发需要转院，焦急万分的父亲却怎么也找不到他。3大部分时间，志愿者们做事都必须瞒着家人。有天正在接送医生，大象的爸爸来电话了。大象赶紧把车停在路边，假装是在安静的房间里。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你不要到处乱跑，在家里呆着哈。”父亲在那头叮嘱他，因为之前在汶川就“骗”过一次他，说自己出差了，78岁的父亲对儿子的隐瞒多少有些觉察，显得有些啰嗦。
直到几个月过去，三月份左右，也是《在武汉》播出之后一段时间，有人把片子的视频转给了父亲，他才知道儿子又“骗”了自己。
转过头去，大象在家门口遇到了卡点执勤人员的拦阻：“你这样的人怎么没有被隔离？”坚决不让他出去，除非不再回来。隔壁邻居也投诉了他，说他每天穿着防护服出出进进。执勤人员虽然对他们的作为表示理解，但还是要阻止他的进出，毕竟他拿不出来任何作为“志愿者”的凭证。
除了没有“身份”，伴随而来的还有无边的恐惧，新冠病毒肆虐初期，人们对之几乎束手无策。大象在群里问医生，医生都说：“你这样不是专业口罩，也没有防护服，十分危险。你如果装备全一点，然后把所有的车窗玻璃降下来，也许感染的几率有50%。”
“我很怕，真的，但我还是想搞，顾不了那么多了。”大象说。
民间志愿者大象，做志愿者早期还没有专业的防护有天接一位中南医院的男护士去金银潭医院，路上两个人聊天，其实封城之前男护士就已经被调到金银潭医院了，但是他不敢告诉父母。快要下车的时候大象问他，明天要我再送你回去吗？他沉默了几秒，缓慢地回答说，不用了，我们是去支援的，就回去拿一点东西，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得来。
大象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在炮灰纷飞战场上的战士，把医护人员形容为战友。
“那个时候打仗打红了眼，就像战争一样，你看那些人，战友受伤了躺这里，那个人跑过去，把他背起来。那边有机枪在射，你为什么要跑过去救他？明知道你救他会有危险，但还是跑过去把他扶起来扛着往回跑。”
他一边“打仗”一边害怕，一边害怕一边继续在路上。他给自己划下规矩，除了不去医院里面，其它像运送医护人员，运送病患氧气瓶，快递盒饭蔬菜，什么都做。大象一度觉得自己被病毒感染了，呼吸不畅，浑身发酸，类似喝醉酒一样的晕乎，除了不发烧，别的症状都对得上。
民间志愿者大象
2020年1月28日那天，大象翻身坐起来，无边的恐惧袭来，身体发软，他觉得自己仿佛要被拽进黑暗中，于是写下了一首诗：
大象在疫情期间写的遗书
大象说，其实这就是他的遗书，只是但为了不让父亲担心，用了诗歌的形式。4那个时期，志愿者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就是志愿者被感染。
正月初三那天，51岁的江夏区志愿者牛志澜接到个香港长途，电话那头的人说爷爷奶奶去做检测，从早上去排队一直到下午四五点，担心他们，问能不能去接送一下回家，因为压根没有车了。
牛哥问对方怎么知道他电话的，那个人说是从微博上搜到的。
“后来不再问了，因为一个人面对生死，会想一万种办法。”
一周以后，没有任何防护（只有一次性口罩）的牛哥被CT照出来肺部有玻璃状的阴影，被留在了医院。
因为做志愿者而感染的牛志澜
虽然听说感染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志愿者。但是年轻的吴悠没有时间恐惧，最忙的一天，他在武汉三镇之间奔波到凌晨五点才回家，纪录片里有个场景是黑夜里他接到一个电话，那个人问他怎么东西还没送到，自己都下班了，吴悠在不停地道歉。
挂了电话，空荡荡的街道上，吴悠独自推着一辆电动车，如果这时候有个俯视的镜头拉起，他只是苍茫大地上的一只小虫子，缓慢而坚决。
武汉太大，电动车续航里程又太短，为了节省时间，吴悠把没电的电动车推进公共厕所里充电，自己去找共享单车，送完药之后再回来取车。
那一刻，这个90后会想些什么呢？刚刚工作两年的他也不过是个大孩子，武汉的天空既萧索又寂寞，钢筋水泥凝固成了失去活力的景物，夕阳西下，电动车每挪动一点，光线就暗淡一分，所有的无助如同潮水，终将淹没黑暗之中独行的人。
志愿者吴悠和他的电动车
2月初，武汉气温骤降，大象的企业家朋友章智皓捐赠了一批军大衣，需要送到援鄂医疗队伍那里。救援队集合准备出发送大衣，头一天答应好好的队员大白却一直没来，大象赶紧打电话催促他。
“我说你要有事，给我打电话说一声啊，我好安排别人。你为什么不来呀？他不做声。我说我们这不是做生意啊，做生意可以选择不挣这个钱，我们是志愿者，是自己心甘情愿在做啊，他还不做声。我急了，我说你说话呀！他在那边很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就开始说对不起。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说怎么了，你说呀。他说，我出小区的时候测量体温，38.2度。我一下子眼泪就流出来了……”54月8日，武汉宣布解禁。我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已经是七个月之后。今年的11月未免也太暖和了，太阳还明晃晃挂在天上，汉正街四处都折射着橙色的光芒，几个勇气可嘉的女孩穿着超短裙，于是俗世的光线，便小鱼一般在她们的长发上游弋。
用张悦的话来说，一切已经“恍如隔世”。
加缪说：“要了解一个城市，就要去看这座城市的人如何工作、恋爱，和如何死亡。”张悦的团队作为第一支逆行记录者，1月23日来到武汉，纪录了一个城市和病毒的殊死决斗。11月13日和14日晚上，张悦邀请部分《在武汉》纪录片采访过的人聚会，那些在纪录片里以防护服N95口罩相见的汉子们，久久端详着对方的脸，如同劫后重生，大口地吞下暴烈的虎骨酒。
而他们几乎是我平生所见最具备勇气的人：或是接医护人员上下班，运送物资；或是帮助病人，在病毒肆虐的红区里穿行。他们并非从天而降的英雄，而是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但疫情永久地改变了他们，至少是部分地改变了他们。如同《鼠疫》主人公朗贝尔，经历了灾难之后，“欢乐就会成为一种烫嘴的、无法辨别其滋味的东西。他得花好长时间来适应生活的转折和思想的转折。”
或许加缪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看穿了人类和疾病的本质。
吴悠发现，好几个生死边缘徘徊过的病人删掉了他的微信；张悦团队想重新联络当初拍到的病人，他们基本都不愿再见；牛志澜从重症监护室抢救过来的亲戚拒绝接受采访的理由是：“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让周围的人忘记我是个病人，我不想再回到过去的那种日子……”
章智皓说：“已经没有人想写现在的武汉了。”
不想看，大概是因为太过疼痛。如果伤痛还算轻微，人们往往会抚摸着伤疤回忆往事，但那伤痛如果真的深入骨髓，并成为伤者永恒的梦魇，人们就会试图拼命忘记它。
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谁也无法忘记过去。
“象哥，我们也能有一个证书，纪念一下吗？”三月底的时候，有几个兄弟问大象。
为了这句话，他折腾了七个月。
大象去找了各种有关单位和有关部门，也拜托张悦帮忙咨询，只是希望“有个纪念”。毫无意外，答复都是不行。
“其实我也能理解，有关部门可能是觉得如果给了这个认证，会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所以我说得很清楚，只要一个志愿者的证书，不要钱。”大象说。
武汉理工大学的陈列厅里陈列着一件“大象救援队”的防护服
6吴悠说，他什么都不想要。由于媒体的各种报道，吴悠成了小有名气的“武汉送药人”，认识了许多的新朋友，微博粉丝涨到了一百万。
然而生活还是需要回归生活本身，而且难过的部分并不停歇，它会随着生活一直向前走。在纪录片里，吴悠的奶奶进了ICU，动手术，又顺利出院；但人们不知道的后续是，奶奶还是在四月份去世了，遇到了万分之一的复发概率。
奶奶和疫情一起，成了吴悠不敢触及的话题。“我现在不想出席什么饭局，因为我能说的就这些，不会有人喜欢听。”
是的，至少从夜晚的热闹看来，这座城市似乎脱离了恐怖的阴影。
但是吴悠过不去，“别人说我是英雄称赞我的时候，我反而很难过，每天都在追问自己，当初帮大家送药，但是没有陪在奶奶身边，这样到底对不对？”
吴悠从小父母离异，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和奶奶感情最好。2020年1月15日那天，奶奶突然半夜给吴悠打了个电话，她说无端地感觉害怕。吴悠安慰奶奶说：“过一段疫情好了，我带你出去玩。你想去哪里呀？”奶奶用特别不好意思的声音，小声地说：
“东湖公园。”
“好人和好报不能划等号。我不想去维护，因为我亲身的遭遇。我是不相信这句话，但不影响去做一个好人。也许这是一个宿命的安排。”
说起这一段的时候，录音资料里面全是沙沙作响的背景声，那天我们说了很多的话，喧闹的喝酒声有时候会让我分神，或者说我是有意想从八个月前的画面逃出来一会儿，不至于一起跟着掉下去，就好像，这座城市有了一个隐形的深渊，许多人都在凝视，在回望，在徘徊。
“我奶奶最后走的那段时间，我都不在她身边。这件事，于大众来讲，我好像是对的，但是于私，于传统的孝上面，我是不那么称职的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内心特别纠结，挣扎，困惑，我感觉可能中国灾难史上没有哪一个人会像我这样，帮了那么多人却没有帮到自己最亲爱的人……”
疫情过后，吴悠去了云南、西藏、长沙、张家界、重庆旅游，每到一处，他觉得都是在替奶奶看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回来面对那些赞誉和饭局，这样，他也就不会重新回到没有了奶奶的世界。7为了一纸证书，大象找到中国志愿者协会；又去找了本地的“生命阳光”医疗公益组织，这个组织脱胎于汶川医疗救援队，和政府部门、民政局、慈善总会、红会、民政局、青年志愿者协会都有联系，透过他们可以进一步沟通相关部门。
回复都是：不行。
张悦也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把这件事情当作在武汉的最后一个心愿，几乎问遍了所有可能的渠道：公益组织、官方基金，甚至是公益杂志，告诉他们说只需要一个名头，自己掏钱都行。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武汉理工大学“陶瓷梦工厂”的领头人刘志哲博士看到纪录片以后联系大象问“能不能帮忙做点什么？”沟通之后大家一拍即合：给志愿者们设计制作一枚陶瓷纪念章。
“本来希望做一千个，但是每一枚都有四五百的成本，也就是还有几十万的资金缺口。如果说成本有点高，可我认识的这些志愿者每个人都出钱出力，平均花销不会少于五千块，我们队里有个司机三个月就跑了三万公里，比出租车司机的平均数据都高。”大象说。
于是，认可了这个B计划的张悦接下来的“任务”就变成了“化缘”。“一开始听到这个陶瓷纪念章的成本，也觉得贵，后来一想，纪念章是工艺品，既有美感又有艺术的价值，而艺术本来就是凝聚人心的。”
大象开始找人张罗钱，张悦也在找人，很多之前各种点赞支持的朋友面对这件事情，略有些犹豫：
“我已经给武汉捐过很多钱了……”
“我只愿意给一线医护人员捐……”
“我对民间志愿者不感兴趣……”
被拒绝了许多次，张悦找到了朋友武汉皇冠蛋糕的老板王秀梅，王秀梅捐了6万块钱，终于把这一批150套纪念品（纪念章和纪念奖杯）做了出来。
杭州最大的糕点可莎蜜儿连锁店（也是武汉皇冠的）老板王秀梅，同样也是值得尊敬的志愿者，在生意遭受重创的疫情期间，在武汉每天送三卡车的物资给医护人员，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张悦，最终赞助了150套志愿者的纪念品7月26日，大象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消息：武汉理工大学陶瓷梦工厂创业大学生为志愿者颁发了他们制作的“逆行者”陶瓷纪念章。纪念章颁发给了150人，他们都是非官方的，名字从未在册的志愿者。
发明制作纪念章的梦工厂带头人刘志哲博士
武汉理工大学为那些官方没有承认的志愿者做的纪念牌
“我们自己颁给自己，自己奖励自己，也挺好的。”大象说。
而（后来才认识的）吴悠、牛哥，都没有领到这枚纪念章。
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忘记不了离开武汉前，大象讲过的另外一个故事：疫情期间有个卖口罩的人混进他们群里。“他一说卖口罩，我忍不住跟他说，你可以正常买卖你的物资，但你能不能把你名字里面的志愿者几个字去掉？志愿者是指自愿进行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而不获取任何利益、金钱、名利的活动者。”
当时群里鸦雀无声。
我们聊天的咖啡馆门口估计又堵车了，人声鼎沸的窗外传来城市交通熟悉的喇叭声，十一月的武汉此刻阳光猛烈，万物显形。这曾经是一个恐惧得让我陌生的城市，然而此刻我却有种奇怪的羞愧，这种羞愧让我潸然泪下，久久不能平息。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骚客文艺（ID：soulker2017）－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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