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书与写作，止庵有一本《沽酌集》，成书于作者不惑之年，距今已经有二十年了。书中所收文章大多与书有关，或是书人书事，或是书评随想，读书为主，兼谈写作等。虽是旧文，读来仍觉新鲜，虽一家之言，却很有一番意趣。他在《序言》中谈到书名的由来：
“沽”，买酒也；“酌”，饮酒也。我取这个题目，好像做了酒鬼似的，其实不然。打个比方罢了。平生兴趣甚少，烟酒茶均不沾，也不喜欢什么运动，只买些书来读；但我觉得就中意味，与沽酒自酌约略相近。若说不足与外人道未免夸张，总之是自得其乐。至于偶尔写写文章，到底还是余绪，好比闲记酒账而已。（《原序一》）
有人说：
读止庵文章，有种“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感觉。
读《沽酌集》是怀着“难能可贵”的信念去理解的，有种学生时代学白话文的心情，带着点苦恼，却纯粹简单。
《沽酌集》里所谈的书与作家，古今中外皆有，尤其对于日本文学，见识不同于流俗。
《沽酌集》中，作者所读书籍看似无直接联系，却用其独立的思考和直白的语言向人展示出阅读的魅力。
《沽酌集》无任何矫饰，冲淡而洗练，舒展自然中见性情，内敛平淡中见积淀。
止庵自己则评价《沽酌集》：以读书之作论，大概我以往写的书中，以这本为自己最满意。
《沽酌集》是一本“小书”，书不厚，字不多，收录止庵文章，却有54篇之多。这本内容丰富的小书从古到今，不论中外，臧否人物，漫谈世事与学理。书中究竟展示了止庵怎样的读书作文经验和追求？不妨翻开这本《沽酌集》，读一个别处读不到的止庵。
从古到今，不论中外
片断随笔，考据文章
撰写民国文人掌故，梳爬史料再整理
鲁迅 周作人 张爱玲 钱玄同
刘半农 徐志摩 废名 钱穆
漫谈外国文人名作，分享审美意趣
清少纳言 川端康成 谷崎润一郎
穆齐尔 尼米埃 莫里亚克 塞利纳 达利
梅列日科夫斯基 霍达谢维奇 扎米亚京
读书为主，兼谈写作等
那么姑且不论对错，只对活过的年月稍事回顾罢。说来无非读书、写作二事。（《新序》）
从根本上讲，我把阅读视为对于真理和创造的一种认同过程。所以一再声明，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读书，偶尔记录感想，不过是副产品罢了。（《关于自己》）
我们常说“开卷有益”，其实“益”往往只在“开卷”，然而已经足以使我们去读书了：多知道点儿此前不知道的东西，有什么不好呢。（《思考起始之处》）
假如当初不读这些书，自己会是另外一个人；因为读了这些书，方才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关于自己》）
读别处读不到的止庵
去法国韦桑岛时，每逢吃饭，面对菜谱总是茫然，只好对服务员以手示意（我不懂法语，他们不懂英语）：和邻桌的人吃的一样。于是接连三顿，都吃一种加入少量洋葱煮的贝类（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名字），再好吃的东西也倒了胃口。到第三天，我正吃着，终于有位顾客走过来， 用英语问我需不需要帮助， 大概实在看不下去了罢。然而我已无须什么帮助，因为马上就要离开这岛了。但不知是感动还是兴奋，我请他喝了一杯啤酒。（《饮食行》）
日常生活，服饰时尚，旅行饮食，
读止庵生活中有趣可爱的一面。
止庵先生谈读书，非人云亦云、不就书论书，而是发散开去，结合人生阅历、世情世事，说些自己想说的话，读些别处读不到的东西。
从“必读书”谈起
前些时偶然读到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上几则“青年必读书”，觉得很有意思。这件事情迄今仍被提及，多半因为鲁迅有名的回答：“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多年后，周作人在私人通信中说：“‘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致鲍耀明）鲁迅的举动，在我看来更接近于现在所谓“消解”，针对的是“青年必读书”中的前提设定，即那个“必”字；以及因诉诸公共媒介而对价值取向的一种规范。但是一般论家往往只看到他拒绝回答，却忽略了他能够回答。鲁迅所开书目即《开给许世瑛的书单》，载《集外集拾遗补编》。我们看了，不能不佩服其别具只眼而又精当，的确是为学习中国文学指点了一条路径。虽然我想终鲁迅一生，他都是反对设定前提和规范价值取向的。这是鲁迅的伟大之处。1936年10月，鲁迅与青年艺术家们从另一方面看，鲁迅真有这个本事；而这往往是后人（包括学者在内）所欠缺的。我们学得了他拒绝回答，却未必学得了他能够回答。一旦试图做后面这件事情，欠缺也就暴露出来。曾在报上看见一份“为初学者开列的中外文学书目”，开列的人读书实在太少，简直成了笑话。还有报纸辟过“我心中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专栏，读者的回答却多是“我眼中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除了所说的好像没有读过多少别的。两件事情是同一道理。在一切关于书的文字中，书目大概是最难写的，必须要有真本事：第一是足够的阅读量，第二是高明的选择能力。二者缺一，这件事情就干不得，而前者是为后者的基础。书目内容越少，就越不容易，因为并不意味着阅读量可以减少，只是要求选择能力更强罢了。前述“文学书目”打算包罗古今中外，不啻自不量力，我们哪里还有这样的通才；能就其中某一部分开列个像样的单子就不错了，但是尚未见到。类似康诺利《现代主义运动》和伯吉斯《现代小说佳作九十九种》那样的书，不知道是否有学者能写得出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书目实际上是文学史的雏形，至少其中体现了撰写者完整的文学史观。 一本文学史实际上就包含着一份书目。那么前述撰写书目必备的本事，也该为文学史的撰写者所具有。讲到文学史，似乎只与作者有关，而与读者相远，其实不然。我们平常读书，之前加以遴选，之后有所评价，有所比较， 这里已经孕育了文学史的观念。夸张一点说，一切文学评论都是文学史，当然反过来一切文学史也都是文学评论。曾经有过很有分量的文学史著述，譬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虽然稍嫌偏颇浅露，毕竟自成一家之言，他确有一个“主义”支撑局面。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本），就整体而言大概是这方面最后的个人之作了，当然他也受到鲁迅、周作人和胡适等人很大影响。现在重读这本书，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他的看法，但是不能不佩服他的宽容态度。他说：“站在客观的立场来写文学史的人，必得要分析各派的立场，理解各派的特色，才可得到比较公平的结论。”所以对并不合他本意的李贺、杜牧和李商隐等人之作，也能看出特别的好处。一部文学史，除视野必须开阔，资料必须充分外，最不容易也是最重要的是，它应该既是个人的，又是客观的。这个意思，约翰·玛西在《文学的故事》中也说过：“什么是重要的？这是每个人——如果有能力的话—必须自己来回答的问题；而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又被一致的公论所决定。然而，公论的决定也不是绝对的。”公论与其说是公众的论，不如说是公正的论；个人见解达到客观，庶几近乎公论。此后的几部文学史（包括刘氏对自己著作的修改），在丧失个人见解的同时也丧失了公论。客观不是非个人立场，而是不以个人为唯一立场。时隔多年，终于又有融公论于个人见解的作品面世，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即为其中之一，可惜此书离最后完成差得还远。陈氏的著作未及完成，这里不便多加议论；但是有一点大概没有问题，就是这本书越往后写，将会越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讲，成功的文学史都是距离之作。这样公论才有可能被确定是公论，而个人见解也才有可能被确定是不违背公论。所以我对当代文学史的撰写一向有点儿怀疑，因为实在很难分得清是非轻重。历史原本是人所留下的不能磨灭的痕迹，现在可能只不过是地上一些影子而已；待到这个人离去，影子也就没了。初、盛唐人若是写文学史，恐怕会取上官仪舍初唐四杰，对沈、宋的评价也在陈子昂之上， 而杜甫也不会像以后那样备受推崇。“什么是重要的？”真要回答恐怕还得等一等。前些时《郭小川全集》出版，论家对他的诗作积极评价，所根据的却主要是个人当年的阅读记忆。这虽然不是在写文学史，但是不妨直截了当地说文学史不是这种写法。文学史基本上是排斥当事人的，因为对某人某时重要，并不意味着对历史重要，何况这个历史还是文学史。文学史最终有着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前述个人见解也好，公论也好，都离不开这一前提。这里涉及一个“时代代表”的说法。如果尚未搞清时代的本质，怎么推举谁是代表；就算真能代表，这也是个社会史而不是文学史的概念。很多话我们可以拿到别的场合去说，而文学史允许空白，假如当时文学确实没有成就的话。杨绛的《干校六记》
宽容是在承认自我的前提下对自我有所限制。公正始于宽容， 不宽容则容易流于党同伐异。《书屋》今年第三期刊载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可以被认为是撰写文学史的最新尝试，但是也不过是尝试而已。例如谈到杨绛的《干校六记》时说：“在这里，杨绛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党人的后裔那遗留在血统中的一点精神。 但是，全篇的行文是简淡的。 大约这就是所谓‘寄沉痛于悠闲’ 罢。而这种为中国文人所乐用的叙述风格，恰恰是消解沉痛的。”真正的文学史总是能够容忍风格的，一个文学史家与一个读者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虽然文学史家首先应该是个好的读者。而此文提示我们，即使这一点也很难做到。作者眼光停留在文字表面而不肯深入体会，仿佛不知道“相辅相成”之外还有“相反相成”。容忍风格才能理解风格。更重要的是，个人见解很有可能像非个人见解一样排斥公论。不宽容的个人见解，对于文学史来说不仅算不上优点，而且充满危险意味。统一于某一个人见解，与统一于非个人见解，其间没有任何区别。二〇〇〇年四月十八日
话说两种读书态度
前两天我去上海，在机场的书店里，看见有关这回经济危机的书出了不少，还在显眼之处摆成专柜。这让我想起从前闹“非典”，加缪那本已经译介过来多年的《鼠疫》一时成了热门书。 大概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读书态度罢，尚未脱出某篇曾经鼎鼎有名的文章里所说的“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在出版社工作时，也常常听说出书要“赶热点”，而这正因为大家读书往往是要“赶热点”的。加缪当然也有例外。张爱玲在《烬余录》里写到日军侵占香港时，“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它的好处，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李伯元几十年前写的《官场现形记》，显然与张爱玲那时的处境毫无关系。《官场现形记》
我觉得如此才得读书真谛，读来也才有意思，才能真正“领略它的好处”。——我们常说“开卷有益”， 这个“益”不能理解得太现实了。当然对于前一种读书态度也犯不上反对，即使反对也没有用处，我敢肯定经济危机将是“二〇〇九年社科图书阅读热点”，只希望不要一窝蜂地都盯着这个就是了。讲到读书， 这几样必不可少： 一是有书可读—买，借，或在书店里“蹭”书看，都行；二是要有时间；三是要有精力；四是要有兴趣—对书的兴趣和对某一本书的兴趣；五是要有心得—读一本书，无论正面反面，总归有点收获，不然岂非白搭功夫。以此来看“在（经济）危机下阅读”，大约只有头一项多少沾点边儿，亦即因为经济危机而找不着工作，或丢了差使，减了薪酬，没钱买书，以致影响阅读—这种事儿自己暂且还没赶上，也就不能说什么，其余似乎都与“危机”与否无关。所以书照样还是读得，而且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好了。要我来推荐几种今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新书，自无不可；但我还得重复一下说过的话：出版界面对的是现在的读者，读者面对的却不只是现在的出版界——他不一定非读新书不可；迄今为止出版的书，只要能找到的，都在可读之列。真正读书的人，什么书好才读什么书，并非什么书新才读什么书。二〇〇九年四月七日
以上两篇文正选自止庵《沽酌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10月止庵作家、学者。有《惜别》《画见》《周作人传》《神拳考》《樗下读庄》《老子演义》《插花地册子》等著作，并编订周作人、张爱玲作品。
作者: 止庵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0-10 页数: 344 定价: 59.00
《沽酌集》收录止庵文章五十四篇，大多与书有关，或是书人书事，或是书评随想。书中既有对周氏兄弟、张爱玲、废名、钱穆等现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品评与考据；也有对日、法、俄等外国文学、历史、艺术作品的赏读；更有说“文心”的篇目，兼谈作者买书、读书、写书、编书的心得。从古到今，不论中外，臧否人物，漫谈世事与学理，舒展自然中见性情，内敛平淡中见积淀，很好地诠释了“把阅读视为对于真理和创造的一种认同过程”的阅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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