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最火的，可能就是那位藏族小伙丁真了。
由一个抖音视频开始，他连续上了几条热搜，甚至有的时候一个人就占了三条热搜。
起初，我们是被他的长相所吸引，那种康巴汉子的纯净一下子就击中了许多女性的心。
我们如此热衷于造神，又如此热衷于毁神，还没过多久，丁真又被拉下神坛，“翻车”了——
有人说他是营销炒作，有人说他竖中指没礼貌，有人说他帅而自知……
再过一会，我们又了解到这个20岁的男孩没有上过一天学，汉语基础几乎等于零。他的一双手黝黑粗糙，骨关节肿大，一看就是一双干活的手。
火了之后，村民把他当吸血包，追着他拍，各个平台凭空多了很多“丁真”的账号，他还有一个“精神小伙”般的弟弟。
可是，这个男孩连字都不识，他可能之前连抖音都没玩过。在他二十年的生命里，放牛就是他最重要的事情。
而他最大的梦想，是当赛马王子。
在这场闹剧里，大部人以一种外来人的目光审视着以丁真为代表的藏族人民，其中不乏大量的刻板印象：脏，长时间不洗澡，没文化，没素质，穷，土……
我们需要一个客观的西藏，一个不矫揉造作，不制造奇观，不刻板印象的藏族人民。
而有一位导演，他的作品中，就有一个这样的西藏。
万玛才旦，一个集作家、编剧、导演于一身的藏族人。
最为大众所了解和关注的，是作为导演的万玛才旦。
自从2005年拍摄完成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以来，他接连拍出了《寻找智美更登》《老狗》《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作品，获得了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日本东京FILMeX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数十项国内外大奖。
与这些荣誉相伴而来的，是国内外学界对于万玛才旦，以及由他掀起的“藏地新浪潮”现象的关注。
万玛才旦藏族人的身份，使得他始终能在电影中用一种“局内人”的目光，和持之以恒的“少数民族书写”，去拍摄和审视自己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问题，以及人民的各种心理变化。
可以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巨大的人文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正因为如此，万玛才旦新片《气球》上映的消息也吸引了大量的关注。
此前，《气球》已经成功入围第76届威尼斯电影的“地平线”竞赛单元，并一路走过多伦多电影节、釜山电影节、东京FILMeX电影节、平遥、亚洲电影大奖等电影节，收获无数好评。
导演如同一位诵经老者般，于梦境与现实之间，用苍凉悲怆的声调吟唱着关于那片古老藏地的现代神话。
与以往常见的由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不同，《气球》是先有意象，再有剧本，最后才有小说的。
2018年，万玛才旦在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写、增补，最终把《气球》拍摄成了电影。
影片中最大的意象，就是那只红色的气球。
万玛才旦在采访和交流中也多次提到了“红气球”是源自自己的一次真实经历：“大概是我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时的一个秋天，我去中央民族大学，在中关村那边，看到街上飘着一个红气球，觉得那个意象特别美，特别有电影感。”
实际上，“红气球”这个意象在中外电影史上已经出现过了数次，
比如1956年的短片《红气球》。
它曾拿下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和戛纳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奖，还被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在《电影是什么》一书中盛赞。
再比如侯孝贤在2007年拍出《红气球之旅》，又一次让一只红气球漂浮在了巴黎的上空。
与这两部电影不同的是，万玛才旦的气球，是藏族人民的那只“气球”，它是避孕套，是信仰，是当代藏族神话，同时也是生活。
影片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个时候国家对于藏族地区的生育政策做出了一些调整，即每家每户只能生三个以及三个以下的孩子，多生了就要罚款。
不过电影在片中有意模糊了政策的具体措施，将其推到了后景。
所以，与其说这是个叙事动力，不如说《气球》是在借政策之名，讲述藏族人民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困境和挣扎。
《气球》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两句话就能概括出来：
卓嘎和达杰是一对夫妻，已经有了三个男孩，但卓嘎又一次意外怀孕了。
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卓嘎想打掉这个孩子，但达杰觉得这是刚死去的爷爷的转世，不让她打掉。
《气球》是一个关于核心小家庭的故事，关于活生生的人的故事，同时也承担着关于信仰、生死观、女性觉醒等重大话题。
万玛才旦成功在这部电影中构建出了一个法哈蒂式的故事，即这个故事的逻辑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和宗教背景下才会成立，离开了这个环境，故事就立不起来。
如果不是在有着浓重“轮回转世”观念的西藏，这个故事根本就不会发生。
藏族自古以来就有“轮回转世”的生死观，藏传佛教中“达赖喇嘛”依存的就是“转世系统”。
在西藏，有一本古老的书叫《西藏度亡经》，就是通常所说的《西藏生死书》，讲的就是佛教对死亡的认识。
据《西藏度亡经》描述，人死亡后会进入一个七七四十九天的中阴身过程。度亡经就像一个向导一样，引导亡者走出中阴阶段，使灵魂获得解脱。
卓嘎的大儿子江洋，因为后背上长了一颗与死去奶奶相似的痣，就被认为是奶奶的转世，备受爷爷的疼爱。
电影一开场，就用这样的故事为这个家庭中所存在的浓重信仰氛围作出了铺垫。
但有趣的是，导演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对宗教信仰进行了解构。
影片中大量使用了现实与梦境交替的影像，在这梦境中，我们得以窥见导演真正的价值取向。
第一个梦境，发生在大儿子江洋拉开上衣给两个弟弟看自己背上的痣之后。
梦里，这痣成了一块黑色的贴纸，被弟弟掀了下来。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导演在暗示这痣是假的？
江洋如果是奶奶的转世，那他是谁？
爷爷偏爱他，是因为他身上不属于他的那个部分——那颗被认为是奶奶的痣。
如果痣不在了，江洋只是江洋，不是奶奶，爷爷还爱他吗？他还存在吗？
这种精神分析式的思索贯穿了全片。
就像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从一出生开始拥有的就是别人的名字一样，江洋从一出生就被指认为了另一个人，而不是他自己。
之后，爷爷不幸去世了，卓嘎又一次怀孕了，上师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爷爷的转世。
三个孩子已经捉襟见肘了，生第四个孩子还要交罚款，家里根本过不下去，卓嘎就动了打胎的念头。
但是，丈夫和大儿子冲进了手术室把她从手术台上拉了下来，孩子也没打成。
这次，导演又一次开始解构信仰。
在卓嘎怀孕前，他用非常风格化的摄影和画面，呈现了一些情节：达杰旺盛的性欲，国家发的避孕套不够用，两个捣蛋鬼儿子老是想方设法偷避孕套吹气球。
万玛才旦在这几件事上花了大量的笔墨，为卓嘎怀孕的不可避免做下铺垫。
而信仰，只被导演一笔带过。
这就造成了一种压倒性偏向：卓嘎怀孕与爷爷的死之间，根本就是巧合，孩子根本就不是什么转世。
《气球》中万玛才旦对于这个巧合过程的大量展现，实际上也是他已经在进行价值判断的一个佐证。
另一个佐证，就是卓嘎的尼姑妹妹卓玛。
作为一个尼姑，我们很少看到她念经，却常常看到她“动凡心”，看到她为前男友焦灼的样子。
她对所谓的信仰唯一的坚持，其实就是一句干巴巴的，没有力量的话：“我会为宗教奉献自己的一切。”
真的吗？
她只是在重复那些事情，比如念经、募捐，但实际上并没有断了尘世的念想。
就像齐泽克提到的那些“被假设为相信的主体”。
信不信不重要，做不做才重要。
因此，万玛才旦在《气球》中，不动声色地否定了宗教。
除了宗教信仰、生死观，《气球》中也有很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
女主卓嘎是一个悲剧性人物，她想流产却只能被迫生育，忍受着来自父权、宗教以及政府的多重压力，身体、心灵都没有自由。
然而她也亲手把妹妹卓玛推向另一个悲剧，用宗教来约束和拯救妹妹。
比利时学者方文莎在《万玛才旦的〈寻找智美更登〉：创造“少数电影”》中认为，万玛才旦的电影并不是普遍认为的少数民族电影，而是一种“少数电影”。
“万玛才旦的作品关注的是当代西藏多元化、充满矛盾的各方面，这些作品的最终目的，是破除西藏作为边缘及“永恒不变”的神话，把西藏经验重新放置于中国及全球社会现实的框架中。因此，它符合法国结构巨匠德勒兹及伽塔里所说的‘少数电影’”。
这个“少数电影”是从主流内部的潮流中产生出来的，是主流的一部分，并且维持一个不断变化的特征，拒绝一成不变。
换句话说，万玛才旦每一部电影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值得关注的，他本人在采访中也对“从一而终的固定风格”这种说法表现出了否定。
《气球》中，导演对于宗教所产生的怀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藏族人民对于宗教的态度所发生的的变化和动摇。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万玛才旦第一次在片中如此集中地呈现这个问题。
在之前的几部影片中，他对宗教始终持有一种融到骨子里的尊重的态度，并没有严肃地探讨过这个问题，大多是在展现现代化对于藏地的无情入侵。
比如《静静的嘛呢石》中被电视节目吸引的小喇嘛、《塔洛》被城市社会洗劫的塔洛、《寻找智美更登》中新旧观念碰撞的青藏......
除了文本本身，《气球》中，万玛才旦在视听风格上也有了一些突变。
手持长镜头加低照度的大量使用，使得影片的色调以及画面构成了人物心理状态的展现，比如压抑、矛盾、焦虑等。
从第一部电影《静静的嘛呢石》开始，万玛才旦的电影视听风格实际上一直在变化：《塔洛》的黑白摄影，《五彩神箭》的商业化尝试，《撞死一只羊》中梦境与现实的交替呈现……
无论是电影文本的艺术价值，还是导演技术手法上的变法，《气球》都是一部非常值得关注的作品。
目前，万玛才旦并没有形成一个“作者电影”的稳定风格。
不过站在藏族、中国、世界三条线的交点上，万玛才旦的作品拥有多重视点。他能够在讲述藏族当代寓言的同时，将藏族现代化发展中的困境、矛盾和变化具体化。
藏地在万玛才旦的作品中，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处所。大众可以通过这些作品了解到更真实、流动化的藏族社会。
这是万玛才旦对于观众来说最大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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