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用七年推动中国肠癌早筛的人_正午故事

每一件与生命有关的事情，都值得被坚守。文|原滚滚成年人的崩溃时刻排行榜里，一定少不了 “说服父母做体检”这一项。别说普通人做不到，就连消化科医生也做不到。张雪松给别人做了十几年肠镜，但在说服自己的爸爸做一次肠镜这件事上，可太难了。全麻肠镜虽然没有太多痛苦，但风险要更大一些——全麻状态下患者没有知觉，医生不能通过患者的反应及时调整操作。加上全麻对神经刺激比较大，患者完全恢复精力需要两到三天，她的父亲78岁了，十年前说服不了他，现在她也不敢让他做了。但同时作为消化科医生，张雪松每天都在接触那些“来得太晚了”的肠癌患者，隐隐的担心总在她心里翻腾：从没做过肠镜的父亲会不会有一天也是这种情况？后来，张雪松是在家里给父亲进行的检测。她买了一套肠癌无创基因检测盒，把父亲的粪便寄回定点实验室后，通过多靶点粪便(FIT-DNA)联合检测技术，使用3种不同的方法去分析粪便中所携带的与肠癌及癌前病变发生有密切关系的基因变异信号。这种技术无痛无创，不需要做肠镜，阴性预测值却可以达到99.6%，最大程度的减少结直肠癌的漏检。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父亲的肠道里发现了腺瘤，如果不是及早发现并做了切除，几年之内有极大的可能会发展成癌，那时候的父亲岁数更大，能不能经得起肠癌的折腾，没人说得准。张雪松父亲用的结直肠癌早筛检测盒，叫“常卫清”，如今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的中国癌症早筛第一证的癌症早筛产品。因为相信，所以看见2020年11月9日，诺辉健康创始人朱叶青大概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在距离他辞职创业投身到肠癌早筛技术研发整整七年后，诺辉健康早筛产品常卫清拿到了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家药监局批准的癌症早筛证。这意味着，常卫清终于可以准入到各个医院和肠癌高风险的人见面了。 朱叶青把早筛证发布在朋友圈里时感慨万千，他写道：因为相信，所以看见。2013年，朱叶青已过不惑之年，在世界500强公司打拼多年，他已经成为了美国老牌工业巨头通用电气(GE)金融集团亚太区董事总经理。毫无疑问，朱叶青在职业生涯中已经获得了让人艳羡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但他心里清楚，这个年龄是职业瓶颈期，未来闭着眼也能看到，也许退休的时候大概也不过如此。从头再来，去创业再拼一把，已到不惑之年的朱叶青还有这样的冲动。而命运则神奇地早早埋好了伏笔，最后推动他辞职创业，是在一次偶然在美国硅谷的同学聚会上“突如其来”地完成的。毕业于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化学专业，他的大学同学中不乏许多生物医学界的领军人，在与这些旧友的探讨中，朱叶青看到了癌症早筛领域的前景。早筛的重要性与其羞于开口的矛盾美国预防工作组织（USPSTF）归纳出了早期筛查的经济学价值最高的两种癌症——宫颈癌和肠癌。“经济学价值最高”是指，这两种癌症的早期筛查可以不仅可以获得预防和治愈的效果，还可以为整个社会节省大量资金。因为越早治疗，所耗费的医疗费用越少，且收益越大。宫颈癌领域，世界各国已有了多年的研究和临床试验基础。今年11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启动《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这标志着全世界194个国家根据今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决议，首次承诺消除一种癌症。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宫颈癌可以通过早筛，监测其癌前病变来干预。然而相比较之下，肠癌早筛领域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但这又是一件关乎千万人生命的事情。2018年中国癌症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结直肠癌的发病率、死亡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分别位居第3及第5位，新发病例37.6万，死亡病例19.1万。但早期的肠癌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一些排便习惯的改变和大便性状的改变，很难引起人们的警觉。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牵头举办的《中国中晚期结直肠癌患者诊疗现状调查》中期结果显示，结直肠癌在早期检查出来，治愈率可以达到100%，但是到达三期治愈率就只剩下28%，到四期更是只有13%，短短几年，差距可达到近十倍。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的结直肠癌患者在首次确诊时，83%的结直肠癌患者都处于中晚期，且44%的患者已经出现了肝、肺等部位的转移。唯有肠镜才是诊断的金标准，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做肠镜是个羞于开口的选择，再加上对肠镜的恐惧，但在中国人群接受肠镜检查的比例还不到15%。肠镜的必要性与我们对肠镜的抗拒形成了鲜明的冲突，多年来在专家年年的宣讲、科普的情况下，这个局面也难以被显著扭转。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是朱叶青认为的机会所在。40岁以上的人群是癌症的高发人群，而根据中国发展基金会的预测，2022年左右，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4%，实现向老龄社会的转变。朱叶青的辞职不是一时冲动，他很清楚自己重新出发的方向在哪里。他与三位大学同窗共同组成了一家创业公司-诺辉健康，精准定位于癌症早筛领域。而那时，诺辉健康还是个无人知晓的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公司。没有人能想到，这家小公司在7年后，拿到了中国第一本早筛证。在美国与两位同班同学聊天的时候，朱叶青听说到了一款肠癌检测产品正处于研发早期的定型阶段，在它的帮助下，用户可以简单完成粪便样本的居家采样，快递到中心实验室完成检测，极大地降低肠癌早筛的门槛。后来，朱叶青给诺辉健康的肠癌筛查产品取了和自己名字谐音的“常卫清”。事事难成事事成虽然常卫清是中国肠癌早筛领域的第一款产品，但他同时也深知，不经过前瞻性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的早筛产品是没有护城河的。变现先发优势去快速市场变现，还是横下心，进入“前无古人”充满不确定的临床试验，成为朱叶青创业以来最艰难的决定之一。距离这个决定3年后的2020年11月11日，在诺辉健康即将官宣拿到中国早筛第一证的凌晨，朱叶青的一位业内好友发来一段真心话，回首当初坚守的不容易。“想一想这几年见过不知多少厂家和产品，在国家药监局要求把‘筛查’二字拿掉以后就可以获证，基本上厂家最终都选择了妥协。”决定了就没有回头路，说干就干。朱叶青组建了一支团队，计划开启常卫清产品的大规模临床试验，专程邀请浙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丁克峰作为试验的主要负责人。但丁克峰一开始有他的顾虑，这种试验应该是由政府牵头做的，作为医生，丁克峰应该主要将精力花费在治病上，而不是去做肠癌筛查的主力军。但中国现在的阶段，社区、公共卫生事业以及疾控中心等各个部门还没有足够的专科实力以及资金来做这类试验。可每年甚至每天，丁克峰都会遇到太多的肠癌患者，他也希望这些患者可以早些就诊，如果早点筛查出肠道的问题，患者不知道要少遭多少罪，省下多少钱。思前想后，丁克峰决定拿起这块“烫手的山芋”。丁克峰选择了所有试验种类中，耗时最长、难度最大、成本最高的前瞻性大规模多中心癌症早筛注册临床试验，这个试验要求五年内没有做过肠镜的受试者同时做肠镜和常卫清测试，在双盲的对比下评估常卫清的准确率。仅仅是方案的敲定就耗时一整年，投资方、临床科学家等多方人士各有不同的思维习惯和风险评估的考虑，方案一次次的大改，一共被推翻了三次。方案确定后，丁克峰邀请并组织了全国八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共计千余人共同参与了这项临床研究。由于是国内首次如此规模的前瞻性试验，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八个组的负责人每月都要聚在一起开讨论会，互相提供经验分享与监督，其中碰到过多少次棘手的问题，丁克峰数也数不清。试验一做就是两年，对于常卫清这款产品的准确率，丁克峰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但他仍然对这次试验的每一个环节都极为谨慎，如果试验出了什么问题，那么上亿元的投入、几百人的心血、两年多的时间就都打了水漂。像是一个胸有成竹地走出高考考场的学生，不到放榜的那一天，即使是再自信的学生也会感到忐忑。在试验进行过半的时候，一家竞争关系的企业拿到了难度远比前瞻性试验小很多的辅助诊断证，当时又刚好是诺辉健康的C轮融资，很多新投资人开始质疑朱叶青的选择：如果其它公司的产品率先流入市场，常卫清就不再具备优势。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去做前瞻性试验到底值不值得？最后能不能拿到早筛证？朱叶青没有动摇过，他一次次地跟投资人解释，如果想在这个赛道里持续地领先，必须要有很强的技术壁垒。2020年1月10日，试验正式宣布结束，常卫清的成绩单不负众望。历时两年，其团队在对5881人进行的双盲对比下，得到了常卫清的阴性预测准确率为99.6%的权威数据，这比朱叶青早先预估的95%还高出了不少。更让他们所惊喜的是，常卫清的癌前病变灵敏度达到了63.5%，比全球唯一获批的肠癌早筛产品，肠癌早筛龙头企业Exact Sciences的cologuard还高出20个百分点。拿到这个结果，丁克峰满眼都是当年那一群严谨到“较真”的试验负责人据理力争的样子，悬了两年的心终于放下了，努力终究也没有白费。结果公布后，诺辉健康的投资人纷纷来贺喜，其中有一名投资人对朱叶青说：“谢谢你们当年说服了我，现在回头看来这是一个多么正确的决定。”经历过漫长的沉淀，常卫清的步子越走越快，美国的cologuard审批耗时6年，诺辉健康也做好了两年后将常卫清直营推入市场的打算，却没想到国家药监局的审批只用了11个月。向阳而生在常卫清的几十万用户中，朱叶青清晰记得一位即将退休的银行职员赵长栋。赵长栋   图片来源：诺辉健康2018年，在赵长栋快要从干了一辈子的银行退休了，单位的体检项目里多出了常卫清这一选项，这是半生以来，赵长栋第一次为肠道做了检查。毕竟他自觉身体没有异样，赵长栋不愿意去花费精力承担肠镜这份痛苦。而通过常卫清检查肠道只需要把粪便装入管中寄送出去就可以，不用喝泻药、也不用跑医院。常卫清的检测结果出来后，赵长栋接到了工作人员的电话，请他尽快去医院，肠道有问题。他到了医院才知道，自己的肠道里长了四个腺瘤。如果没有检查出来，五年十年后，这些腺瘤有极大的可能发展成癌，到时所遭受的痛苦、所需的费用和生存率和现在相比都完全不同。赵长栋现在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如果那一年错过了常卫清，下一次进医院的时候会不会被直接诊断为肠癌？真正接触到了患者的时候，朱叶青觉得常卫清的社会价值远大于经济价值，但他仍然认为常卫清的定向人群应该是那些没有症状的人群，大家轻轻松松的检测、认认真真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早筛虽然是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但提到肠镜，也不一定就得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样子。丁克峰也认为，常卫清应该起到一个“精筛”的作用，以99.6%的阴性预测值筛查出阳性患者，把这一部分人群浓缩到医院，让另一部分的肠道健康的人群安心的生活。但早筛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意识要建立起来，挑战的是中国人传统的认知。许多人意识到一种疾病的危险性，往往不是通过科普等学习渠道，而是自己的亲朋好友患病，眼睁睁看着他们痛苦，自己心里才有了担忧。49岁的徐女士退休后爱跳广场舞，每天和老姐妹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徐女士的其中一位朋友平时看起来很健康，但有天她突感不舒服，一去医院诊断便发现已是肠癌晚期。家属花了大量的钱，病人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徐女士个性谨慎独立，不愿麻烦家人，朋友的经历让她不免联想自身，如果自己也得了这种前期没有显著症状的病，是不是也会让自己痛苦的同时也给家人增添了负担？但20岁的时候她得过痔疮，那时候的肠镜检查着实给她留下了阴影。自从医院告诉她了有这样一种不需要做肠镜准确率还极高的常卫清之后，她连续三年每年都使用了一次，每次都是阴性。她能更放心地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了，毕竟有句话怎么说，退休后才是一个女人生命的重新开始，不用再忙工作、照顾家庭、操心孩子，为自己而活。徐女士打算以后每年都用一次常卫清，毕竟哪怕有再小的几率，命中即百分百。“只要瘤子长得没有我查的快，癌症就追不上我。”在等待命运安排和自己掌握主动权之间，徐女士显然不愿落下风。肠癌早筛产品纳入医保后会怎样？但要让更多人受惠，丁克峰的下一步计划就是想办法帮助推动常卫清进入医保，早筛的价格相对于后期发展成癌，所需要的靶向药物、治疗、手术费用等叠加的费用，大概不到百分之一。一个晚期病人消耗掉十几二十万的医保费用都不足为奇，因此将早筛产品纳入医保是在为国家在省钱。另外相比较肠镜，常卫清的受众更加广泛，对于那些想做又怕做肠镜的人、肠镜不耐受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对安全性要求更高的人来说，常卫清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因此如果常卫清被纳入医保，选择肠癌早筛的人会比现在多得多。虽然中国已基本步入小康社会，衣食住行方面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绝大多数人群的小康生活已经可以得到保障，但仍然没有几个家庭可以承受得起治疗一名癌症患者的经济压力。一家老小，有一个家庭成员得癌，整个家庭的生活轨迹都可能发生极大的变化。在朱叶青、丁克峰和上千名工作人员为常卫清付出努力的人看来，推动肠癌早筛的普及一件社会价值远高于其经济学价值的事。如今，赵长栋与张雪松的父亲已摘取了腺瘤，过程十分简单，恢复得也很快。赵长栋正在放松地享受着职业生涯最后几个月的时光，张雪松的父亲虽年事已高，但也早已恢复了正常的晚年的闲适生活。徐女士依旧每天去跳广场舞、每周和姐妹们去舞蹈室排练或聚会，偶尔，还会受舞蹈队的邀请去当群众演员，你猜下一次会不会在电视剧里见到她？（完）